生命人寿不断增持佳兆业股份
除此之外，便只能是为其他改革试验而制定。
三．审查模式的替代 违宪审查模式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它以仇恨和怀疑为前提，将权利视为独立于宪法和国家之外的前政治和社会的存在，在制造了反民主多数难题的同时夸大了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的敌意，[16]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需要用实施模式替代审查模式。解释主义时代不再延续立法者、法律和解释者三位一体，而是出现了分离。
不仅美国共和主义宪法学重视国会在保护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其宪法理论素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分，民主主义尤其关注民选立法机关的作用，约翰.伊利的政治过程理论是试图调和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冲突的佳作。国会虽然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有权创设权利，但是，只要存有争议和裁决，就属于法院的权力。相对的宪法概念是作为众多个别法律的宪法，也是宪法法。除了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之外，彼时的宪法被认为是政治准则，即使在今天，宪法依然被视为首先是对立法机关发布的命令。[2]以细则为例，细则也称实施细则，是有关机关或部门为使下级机关或人员更好地贯彻执行某一法令、条例和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对其所做的详细的、具体的解释和补充，具有规范性、补充性和辅助性和强操作性特点，目的是为了补充法律、法规、规章条文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弱的不足，以利于贯彻执行。
它四面临风，我们敢冒这个险吗？[6]因之，无论在欧洲大陆的德国还是大洋彼岸的美国，自然法思维都已在学说和司法中式微，而转向了实证主义，但此时的实证主义已非彼时的纯粹法学时期，而是通过主体客体并存的阐释模式界定法律的含义。[32]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的描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奠定了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石。实际上，个人权利行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
在程序上， 这表现为应当由行政机构承担说明理由的义务和证明义务。在制定法层面，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第226条规定的权利之行使不得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条款，已蕴含了禁止权利滥用的精神。比如，英国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在其向公共机构提供的指南中，使用了滥用信息自由权利概念，主要指纠缠性申请。但在行政法和规制领域，法定权利往往伴随着对权利行使的各种限制。
因此，在传统的公法领域，包括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及新兴的行政规制、互联网规制、社会法等领域，都涉及到禁止权利滥用的问题。处理信息公开所需花费的资源，不应过度消耗公共机构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以至于影响其履行其他方面的公共职责。
正因为仅仅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或权利滥用原则很难对诉权进行限制， 国外的实践出现了通过制定法对诉权滥用进行限制的做法。英国1896年的纠缠诉讼法是为了解决亚历山大·夏福斯(Alexander Chaffers)提起的48件讼案，诉讼对象包括威尔士亲王、坎特伯雷大主教、 下议院议长、下议院职员、不列颠图书馆受托人、上议院大法官和不胜枚举的法官等。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这一情形十分明显。这种从原则到类型化概念，再到具体测试标准的分析框架，也可以为知情权滥用行为的判定提供更好的分析和说理逻辑。
也即是说，只有议会才能通过立法对权利加以限制，法官并不能这么做，因为法官并不制定法律，而只是发现法律。就笔者阅读范围所及，对该案所做的学理研究中，有论者认为法院以司法能动主义的态度积极应对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问题，有可取之处;有论者认为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已成为实践中一个突出问题，急需法律规制。这种后果分析的核心，其实指向了信息公开申请权行使的公共成本问题，这是一种法律现实主义的态度。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说理的无力感和逻辑上的混乱，主要源于目前立法在规则和原则上都没有类型化的法律概念，更没有基于类型化而发展出的测试标准。
法律权利的行使，既需要法律保障，也需要辅之以公民品格的指引。比如，在陆案之后，已有大量的类似案件直接参照陆案思路进行处理，有很多在分析说理部分是对陆案裁判的抄袭。
在2010年的一个案件中，一位政府雇员被其机构解聘后，反复向原工作机构申请相关的调查记录。比如，基于好奇心或者想象、猜测等心理需求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但有理由证明这些申请缺乏正常理智的人能够理解的目的，则申请人的主观态度就可能是不正常、不合理的，有可能构成主观恶意。
可以看出，与高等裁判所提出的主观标准有所区别，英国上诉法院似乎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强调了判定标准的客观性。在一个案件中，一位申请人提出了一个信息公开申请后，又提出一个后续申请，要求行政机构提供对前一申请处理情况之信息。在罗马法时期，个人权利绝对的观念盛行，注重个人利益的私法构成了法律的中心，而权利，特别是所有权，构成了法律概念的中心，因此出现了行使自己的权利，无论对于何人，皆非不法的法谚。因此，成本收益分析必然夹杂大量的估算，而由于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估算很可能强化行政机构的不对称优势，进而可能会压制正当合理的申请。本文主张，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引入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之同时，必须建构一个限制性的分析框架，以防止判定权利滥用的权力被滥用。但在规则层面的改进尚未实现之际， 对陆案的进一步讨论和反思仍具重要意义。
根据研究者的归纳，这种不公正的行使权利的行为可能包括：(1)行使权利的主要目的是造成损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2)行使权利没有任何正当的利益并且损害他人利益;(3)行使权利的行为违背设定该权利的目的。以行为的类型化为基础，通过相应的立法规则，可以对权利滥用这一宽泛的原则进行限缩，从而压缩自由裁量空间。
在承认诚实信用原则的国家，关于诚实信用与诉讼上权能或对诉讼权利滥用的规制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至今仍存有争议，而争议的实质问题是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包含对起诉权滥用的规制。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明确阐释，源于法国1855年一个被称为恶意建筑的判例。
相比于民法领域私人相互之间平等的横向关系而言，公法中的关系结构呈现出不对等的纵向关系特征。从字面看，这一原则采用了否定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是对权利行使的限制性要求。
比如，有的申请行为伴随着口头或者书面的对公共机构或其人员威胁性的、侮辱性的言辞，这损毁了对法律和公共机构的基本尊重。应该承认，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内容上存在很大的交叉重叠，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两个原则是完全重合的。在有限的期间、人员、经费、设备等给定条件下，理想主义和道德高调并不能解决法律程序操作所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不过，由于知情权作为一项公法上的基本权利，在权利的性质和功能上具有权利主体的自用功效和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的他用功效的统一性。
裁判摘要认为：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可见，滥用诉讼权利行为，在民事诉讼立法和学理上也都被吸收到诚实信用原则的范畴之中。
这一关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宪法规定，可以作为禁止权利滥用最基本的规范基础。苏格兰信息公开专员于2012年对公共机构提供了一份指导性大纲，以便他们在判断无理纠缠的申请时参考。
公民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无论是公民权利还是私民权利，这些权利的基础性意味着法律对权利进行限制的论证，需要更高的正当性门槛。
在法律依据上，由于目前并无滥用知情权或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之概念或相关原则，所以法院只能依据一些关联条文，结合法律目的、精神等过度宽泛的概念而寻求法律依据。具体到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中的知情权，特别是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使而言，虽然知情权是一项基本的法定权利，但从权利行使的外部性、行政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对公民行动的理性精神的提倡等多角度看，知情权滥用行为也需要在法律原则、规则和实践层面受到约束。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2014年的一个案件中，联邦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指出，如果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中对目标信息描述不够清晰，行政机关有义务进行分析和阐明。
这些需要加工、处理、分析、整合方可获得的信息，很明显会对行政机构人力、财力、时间等构成实质性的消耗，从而影响该机构法定公共职责的正常履行。因此，在这种不对称关系结构中，对权利滥用的判定必须极为谨慎，须由立法机关提出指引性规则，而不应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公共机构，否则极易导致裁量权的滥用，加剧这种不对称关系结构的失衡。
这种权责安排符合行政法治的权责统一原则，也有了比较成熟的实践。但从陆案的一审裁定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摘要，法院对申请权滥用进行判定的法律依据、行为类型化标准、论证说理的逻辑其实远未阐明，而法院对与信息公开申请权相关的滥用诉权问题的裁定，以及将当事人列入类似黑名单的做法，则存在更大的商榷余地。
比如，普通法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美国，都有关于无理纠缠的诉讼的立法和相关实践。所以，一般性地提高信息公开申请的收费标准，副作用很大，并非抑制申请权滥用的灵丹妙药。